3/4 Ounce

這樣直寫孝信老師名諱好像太不敬了。d(￣▽￣")

這篇文章乃是孝信老師於西元1999年時撰寫，當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刊載在中時電子報。

弔詭的是，隔了9年再看這篇文章卻是一點也不奇怪，根本就像是為了現況量身訂做來寫的一般，只能嘆息一聲—History repeats itself

我有幸聽過幾次孝信老師講課，歷史理論時事彷彿已然在他胸懷之間融會貫通，信手拈來總是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小時。讓人總要大喝一聲精彩。

因為很想跟更多人分享，所以新開了個分類，叫好文不寂寞。

近幾個月來，行政院面對台灣經濟陷入困境，頻頻出招，然而成果卻十分有限，頂多只有短期的表面功效。歷經蕭內閣許多振興方案，台灣的經濟局勢依然十分嚴峻。顯示政府的努力，並未真正奏效。
 
究其原因，一方面係因為台灣這次的經濟不景氣，實源自亞洲金融風暴。在這個國際性的大風暴中，台灣的經濟不可能安然無恙。再好的應變，都不可能使台灣的經濟全身而退。股市下跌，房地產不振，乃至某些企業週轉不靈，銀行倒閉等等現象，都是可以預期的。就這方面而言，一個政府在短期內可以奏 效的應變政策其實是不存在的。勉強地推出各種紓困方案，其實質乃在以納稅人的錢來拯救那些瀕危的企業（或股市、房市等）。這不僅是對多數納稅人不公平，也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
 
就這方面而言，一個負責任的政權，真正該做的事，乃是在於抗拒特殊利益集團片面紓困的要求。古人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僅可以應用於個人操守上，更要應用於重要政策上。
 
但這並非表示政府面對經濟危機，只能無為而治。相反地，政府必須發揮非凡的魄力與勇於任事的態度，領導台灣渡過這一波經濟不景氣的惡浪。因為，在經濟蕭條之際，私有企業為求自保，往往會做出只利於其本企業而有害整體經濟的措施。這種私有之利益與社會公益之間的矛盾一向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中，但只有面臨經濟危機之際，矛盾才會特別凸顯出來。這時，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特別脆弱，必須透過政府適當的干預才能防止危機的惡化。這正是凱因斯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而凱因斯經濟學正是為應付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而產生的。
 
就這方面而言，蕭內閣的積極干預態度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出在他干預得不適當。不該做的事（包括最近他受李總統壓力而可能調降證交稅）他做了；該做的事他卻沒做。
 
什麼是他該做的事？最主要的，在經濟危機的時期，政府必須加強社會福利 。
 
社會福利的加強，包括全面性的失業救濟公費醫療、孤老殘障的照顧，低廉的學費等，可以消除一般人民高儲蓄以防萬一（失業、生病等等）的恐懼心理，從而促進消費，達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一旦總體有效需求增加了，經濟的遲滯將可得到紓解。
 
擴大總體有效需求（不論是內需或外需），是當年凱因斯為診治卅年代經濟大蕭條所開的處方，其有效性雖曾受到少數蛋頭學者的質疑，但多數學者專家均加以肯定。只是對於如何擴大有效需求，卻是見仁見智。不少人認為政府應大興公共建設，以此增加就業人口，進而擴大消費人口。這是坊間對美國羅斯福總統遂行新政（New Deal）的正統解釋。這些人忽略了公共建設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終究有限，只佔社會總體消費人口的一個極小的比率。
 
關鍵在於絕大多數一般消費人口。面對經濟不景氣，如果沒有適當的社會福利措施，在擔心失業及其他不測風雲之際，這些人將自動降低應有的消費水平，而阻緩了總體有效需求的成長。因此，強化社會福利措施，讓一般消費者得以在無後顧之憂的條件下進行正常的消費活動，實在是解決經濟危機的至上法門。
 
不幸地，在經濟危機之際，政府稅收減少，短視的政客們在面對劇增的財政赤字，總是力求撙節開支，甚或擴增稅收－而這些擴增的稅收往往是營業稅之類的間接稅，其效果是進一步抑制了消費。
 
這正是一九二九年美國金融風暴後，當時美國總統胡佛的政策。他為了振興經濟，也十分積極地推出了許多方案，但這些方案的主要內容都在設法拯救股市以及一些瀕危的企業，還有就是開徵營業稅。胡佛總統的這番手忙腳亂各有短期局部成效，但整體而言，卻不能阻止經濟不斷惡化。美國的工業生產一路下滑，一直到他下任時才滑到谷底（一九三二年）。而事實上，胡佛代表的美國共和黨在一九三二年大選慘敗，正因為他推行了一個失敗的經濟政策。
 
繼任的民主黨籍羅斯福總統上台後，便改弦易幟，推行有名的新政。除了擴大公共建設（這點其實胡佛總統也做了），主要係推動社會福利政策，並改革稅制，削減營業稅等間接稅，大量加高所得稅的累進稅率，開徵遺產稅（美國在此以前不徵遺產稅）。美國的經濟從此止跌回升，終於完全擺脫大蕭條的局面。
 
羅斯福總統這種「反常識」的做法，當然招致企業家們極大的反彈，他們發現，這位新總統不但沒有如前任那樣積極推出各種「舒困方案」來拯救那些飽受經濟不景氣之苦的股市與企業，反而雪上加霜地對他們開征更多的稅負。但事後證明他是對的。他復甦了美國的經濟，得到了胡佛總統得不到的成果。
 
今天，絕大部份的經濟學者及歷史學家都在稱頌羅斯福新政的成功與遠見，但有多少人體會到他為此承受多少的壓力！企業及股市大亨的壓力是直接而現實的，而福利政策嘉惠的弱勢者及一般大眾，其支持與回報是非常間接的。當他在一九三五年推動美國第一個社會福利立法－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時，美國的經濟尚未擺脫大蕭條，政府的預算依然十分困難，這需要何等的遠見與勇氣啊！
 
卅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資本主義最大的考驗。凱因斯的理論與羅斯福的智慧與決心拯救了美國及世界的經濟。有了這段難得的歷史借鑑，我們的主政者卻還在重蹈胡佛總統的覆轍，還在大言不慚地說「學者的話不能聽也不必聽」。台灣出現這樣短視而封閉的政客，我們真是要欲哭無淚了。
 
（作者為「科學月刊」創辦人）